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逻辑与治理之道——从“看见”到“照亮”的北京实践

　　作者：邓锴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化与大数据处处长

　　回望历史，从显微镜让人类第一次“看见”细胞，到X射线帮助我们“看见”骨骼，再到今天人工智能从海量数据中“看见”疾病规律，现代医学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突破极限、拓展认知边界的“看见”史。然而，技术能力越是强大，越需要清醒的价值认知：“看见”是技术赋能，而“照亮”才是价值取向。这一束“看见”之光，到底应照向何方？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分析工具，结合北京市推动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实践，谈谈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人工智能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了谁”，医学领域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回归人的全面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刻揭示了劳动异化规律：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技术从解放人的手段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医学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学。

　　从《黄帝内经》的仁心仁术，到特鲁多医生“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铭言，以人为本始终是医学的底色。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警示：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可能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一旦技术成为目的本身，医学就可能异化为冰冷的计算，背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医学人工智能领域，资本逐利的逻辑同时体现在研发端和应用端。在研发端，高水平医院的数据资源获取成本高、周期长，资本天然追逐低成本、快回报，倾向于回避高投入的研发路径，再通过市场推广获取利润；在应用端，大城市和三甲医院支付能力强，更容易成为资本获取回报的销售终端，最终让医学人工智能异化为资本盈利工具，而非惠及广大人民。

　　治理之道，在于站稳人民立场，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防止技术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北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公平可及、提升质量安全、提高服务效能”四个维度挖掘高价值场景，通过政府有组织的支持，引导头部医疗机构和企业深度合作，推动高水平模型的研发；通过统筹建设云网和算力资源，集中部署人工智能应用，打开基层应用场景，降低基层应用门槛，建立起“头部研发、基层应用”的医学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体系，以治理机制创新矫正市场自发配置导致的资源错配。同仁医院AI眼底相机已在北京8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用；安贞医院“先心安”胎儿心脏超声智能体跨越山海，覆盖全国千余家医疗机构。这些实践表明，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下，通过治理创新打通资源下沉通道，医学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服务于民、惠及全民。

　　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当算法开始参与生死攸关的医学决策，安全如何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发展与安全防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相伴而生、相互转化。人工智能技术给医学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也带来了特殊的风险：数据层面，个人信息安全、劣质“毒数据”污染模型的风险不容忽视；算法层面，幻觉与分布漂移极易导致误诊；应用层面，算法过度替代人工判断，可能导致责任归属不清，风险失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揭示，现代技术风险具有不可补偿性和系统性连锁效应，一旦失控将造成难以修复的全局性危害。对医学人工智能而言，安全治理不是创新的枷锁，而是创新的前置条件。

　　治理之道，在于构建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治理体系，以制度规范划定创新航道。北京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探索构建覆盖数据、算法、应用全链条的安全治理体系。发布全国首个健康医疗数据匿名化技术规范，从源头筑牢数据安全底座；在全国首创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评测体系，联合院士团队打造专科评测样板间，构建6大评测场景、70余项具体评测任务，严防范有缺陷的算法进入临床；印发《北京市支持医疗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2027年）》和《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2026—2027年）》，在促进行业应用和产业发展中，坚守人工智能辅助定位，明确“禁止将人工智能完全替代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推动成立北京医学会医疗人工智能分会，强化行业自律与合规监督。这些探索以科学治理为创新划定航道，让医学人工智能循道而行、行稳致远。

　　坚持系统观念，实现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医学人工智能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涉及数据、算法、算力、场景、人才等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长期以来，由于行业特殊性，医疗领域存在“数据不出院”、研用脱节等问题，医院研发的产品出院难、企业研发的产品入院难。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各组成部分缺乏协同，碎片化运行难以形成整体最优。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医学人工智能领域还存在系统性的市场失灵。医疗数据具备准公共产品属性，非竞争、非排他的特征导致市场自发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医学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正负外部性失衡，下沉基层的社会效益难以转化为企业收益，而安全风险又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内部化，资本更愿意投入支付能力强的大城市和大医疗机构。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让真正可靠的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此外，研发资本门槛高，容易形成巨头垄断，固化资源集聚效应。

　　治理之道，在于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打通创新全链条。北京立足系统思维，坚持全栈赋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约化建成国产化智算资源和通算资源；打通“供需对接—数据开发—模型研发—应用推广”全链条，建设线上线下医研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临床需求与技术供给；率先跑通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闭环，建立“政府搭台、平台保障、场内交易”的数据流通机制，破解数据集权益归属、知识产权共享、收益分配三大难题，推动医疗机构建成肺结核CT影像、全眼及眼科随访等高质量数据集；推动成立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北京医学会人工智能分会等智库机构，为行业治理提供智力支撑。这些实践是通过政府发挥“强组织、强监管、强创新”作用，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医疗机构开放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科研院所和智库机构提供智力支撑，形成“医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用制度设计让多元主体各归其位、各尽其能。

　　坚持胸怀天下，实现中国智慧与人类福祉的统一

　　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具有天然的全球化属性，医学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理应由全人类共享。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突破民族和地域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但世界历史进程并非线性演进，技术可以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也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关键在于其嵌入的生产关系和价值立场。

　　当前，发达国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加速领跑，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却深陷医疗资源短缺与智能技术落后的双重困境，全球健康数字鸿沟持续拉大。美国2025年发布《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其核心是加速创新、巩固领先、赢得竞争，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下的技术霸权思维；与之形成对照，中国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倡导“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治理之道，在于既要立足国内促进普惠均等，更要胸怀天下推动全球共享。在国内，北京着力构建普惠均等的数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全市统一预约挂号平台，打通各类医疗机构的信息，在全市医疗机构部署“共享助手”，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和跨院记录调阅，推广电子胶片应用年均为患者节约胶片打印费用数亿元；推动AI儿科、AI辅助慢病管理进社区。北大医院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使慢性肾脏病诊断率从59%提升至81%，让更多老年患者在家门口获得连续健康管理。

　　在国际，北京积极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在世界卫生大会分享数智医疗经验。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援外医疗等平台，将AI骨科手术规划系统、AI眼底相机、AI儿科医生等优质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非洲，与多国开展联合人才培养，以开放姿态推动技术共享、经验互鉴。这些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普惠共享，胸怀天下，让医学人工智能成为弥合全球健康鸿沟的桥梁，才能真正实现“增进全人类福祉”的价值追求。

　　从技术层面的“看见”病灶到价值层面的“照亮”生命，价值逻辑决定着医学人工智能的发展航向。医学人工智能的发展，终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个朴素真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锚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底线思维，坚持系统推进的治理方法，秉持开放合作的全球视野，才能让医学人工智能真正成为照亮每一个生命的温暖之光，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北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