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肺癌5年生存率从2016年的不足20%提升至28.3%，这组数据背后，是我国肺癌诊疗质量控制（下称“质控”）体系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推广的深刻变革。

  肺癌作为我国“第一癌种”，其质控工作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一病种的范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兼肿瘤中心主任宋启斌提到，肺癌质控对“健康中国2030”肿瘤整体5年生存率达46.6%的目标贡献关键——作为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种，肺癌诊疗质量的提升将直接拉动整体肿瘤防治水平。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撑：美国因甲状腺癌、乳腺癌等生存率较高的病种占比大，其肿瘤5年生存率显著高于我国，而我国肺癌、胃癌等难治性癌种占比高，因此质控工作更需精准发力。

  江苏省肿瘤质控中心主任周国仁则从“数据赋能”角度深化了这一认知。他提到，2021 年肺癌质控专委会成立前，我国肺癌诊疗缺乏系统数据，“不知道北京与上海的区别，不清楚老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而通过123家试点单位的实践，13项核心质控指标成为衡量诊疗质量的“标尺”。例如，TNM分期率作为核心指标，直接决定治疗方案选择——只有明确分期，才能判断患者应先手术、化疗还是放疗，这一指标在江苏部分医院已达90%以上，而全国整体仍有提升空间。

  区域实践：从“江苏模式”到“湖北创新”的殊途同归

  省级质控实践中，江苏与湖北的探索呈现出“因地制宜”的智慧，却指向共同的目标——让优质诊疗资源触达每一位患者。

  江苏以“下沉式筛查+全流程管理”构建防控网。周国仁教授介绍，通过移动CT巴士进社区、“乡音乡情”三下乡活动，省级专家深入盐城、响水等县域，为从未出县城的老人提供免费CT、B超筛查。这种筛查模式结合国家“城市癌症筛查”与江苏省财政补助，形成了可持续的机制。在诊疗端，江苏依托省临检中心对基因检测（NGS）进行全流程质控，从标本采集到生信分析全程把关；随访则通过20万人规模的大数据平台，实现出院患者体能状态、维持治疗药物的动态追踪。

  湖北则以“体系化建设+四级联动”破解资源不均。宋启斌教授提出的“防、筛、治、管、研”模式，将肺癌诊疗拆解为可落地的链条：借鉴胸痛中心经验，通过机会性筛查（如患者做CT时同步排查肺结节）提升早诊率；建立肺肿瘤科，推行“专家专病专治”；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基层医院遇到复杂病例时，可通过信息化系统快速对接省级专家。这种模式使湖北2022年肿瘤整体5年生存率达47.5%，提前实现健康中国目标。

  两地实践的共性在于，都跳出了“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思维。江苏将安宁疗护纳入常州医保，关注患者终末期需求；湖北则在康复阶段引入营养指导、心理支持，体现了“全周期管理”的理念。正如周国仁教授所言：“现在的质控，早已不是只看疗效，而是要考量患者的精神、心理、经济等全维度需求。”

  从技术壁垒到理念革新的攻坚

  尽管成效显著，肺癌质控仍面临“深水区”挑战。信息化建设滞后成为最大梗阻——周国仁教授坦言，江苏医院电子病历智能化水平从5级到7级不等，数据难以统一抓取，“理想的8级电子病历应实现AI辅助跨区域数据互通，目前仍需突破”。宋启斌教授也指出，基层医院基因检测可及性不足，“部分县域医院连EGFR突变检测都难以常规开展，精准治疗更无从谈起”。

  理念差异同样制约进展。部分基层医院对质控指标理解片面，如将TNM分期率视为“任务”而非“治疗前提”；还有医院仍沿用“科室各自为战”的模式，忽视多学科协作（MDT）的价值。对此，江苏以“培训+调研”替代“督查评比”，湖北则通过学术活动下沉，让基层医生真正理解“规范诊疗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患者的底线”。

  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通过靶向精准治疗，一些肺癌患者得以实现较长的生存期，但长期治疗的经济负担仍压在部分患者身上。虽然江苏、湖北均推动创新药入医保，但地区差异仍导致同病不同保障。正如宋启斌教授所言：“精准医疗的终极目标，是让老百姓不仅知道有好药，更能用得起好药”。

  展望未来，肺癌质控的深化需在质与量上双重突破。周国仁教授提出，江苏将以国家指标为基准，推动全省诊疗同质化，“让盐城患者在当地就能享受与北京同等水平的服务”；宋启斌教授则计划将湖北模式升级至2.0版，通过总结经验，为临床提供参考。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思维的转变——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维护”。正如两位专家共识：当移动CT巴士开进乡村，当肺结节筛查成为常规，当基层医生能熟练运用TNM分期制定方案，肺癌才真正进入“可防可控”的新阶段。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进步，更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理念的实践。（张梦凡）